在澳門賭場裡有一種人，他們通常是歐吉桑歐巴桑，雖然手握著籌碼，但專門幫猶豫的賭客下注。如果拗對了，他們就會自動扣留一個籌碼做為答謝；押輸了，卻不會分擔損失。這種人就是典型的「出一張嘴」，不負責成敗，只負責吃紅。
出一張嘴的人，在台灣也比比皆是，以投顧節目來說吧！每個老師們在電視上講得口沫橫飛，又是飆股又是漲停，好像全世界就他最神。如果有這麼厲害的話，還需要收什麼會員？明明就是高風險的投資，他們卻用無本生意和垃圾資訊坑騙股民，這也是「出一張嘴」的代表。
上述這些出一張嘴的人，如果再用粗俗的用語來形容，就叫「打嘴砲」。根據維基詞典的定義：「嘴砲」指滿足發言者單方面心理需求之無意義言論，未提出建設性方法的空泛意見。
可想而知，「打嘴砲」唬弄大家的方式就是說故事，他們愛說預測的故事，卻禁不起考驗；再根據結果說另外的故事，放馬後炮。
說故事有多危險？《黑天鵝效應》作者Taleb提出一個名詞叫「敘述的謬論」（narravtive fallacy），亦即我們在看一連串的事實時，會不由自主去編織成故事，對事實強加邏輯連結，配上關係箭頭。這個現象來自於我們喜歡故事，喜歡總結，也不斷的想去把外面世界合理化。心理學家Kahneman進一步提醒，令人信服的故事會使人產生不可避免的錯覺，他甚至以科技業巨人Google為例，談到現在人們吹捧Google的成功經驗，但實際的狀況是，這家公司曾經在成立一年之後，就想用不到100萬美金出售，沒賣成的原因是買主嫌價錢太高。
只要用幾個實際曾經發生過的事件，加上照片、影像，以及不具名的爆料者，就可以將點連成線，構成精彩的故事。如果是明顯的強烈對比，那就更為動人，比方說，柔弱的女子V.S.黑暗的軍方、傷心的媽媽V.S.軟弱的總統、憤怒的姑姑V.S.麻木的司法。於是新聞在說故事、談話性節目也在說故事，就連網友也是編劇高手，這些故事透過不斷轉載分享，反而讓無法招架的真相，被忽略也被淹沒了。
從幾個瘋狂的新聞事件來看，就可以發現故事渲染的威力，這種打嘴砲的狙殺過程，也非常可怕。確實，故事滿足了大眾的怒氣、賺飽了收視率，但也讓所謂的加害人，成為另類受害人。從我的觀點，Makiyo和友寄隆輝一行人，只是因為被司機糾正要繫安全帶就把人毆成重傷嗎？雖然事件的結果本該追究刑責，但事件的過程卻被簡化了。司機當時到底做了什麼？沒人在乎；真的這麼可憐嗎？我想也未必。可悲的是，輿論竟單憑受害一方的哭訴，加上片段的監視器畫面，就把善惡做了明顯的劃分。
近來我又發現到，打嘴砲除了說故事的本領之外，也有時尚化和集體化的趨勢，逐漸從媒體、網路，漫延到街頭，而且變本加厲。
不相信嗎？看看那些部分影劇圈人士、網路名人（我甚至不稱他是作家）、無所事事的學生，以及少數學者們，他們舉起「公民運動」的大旗，宣稱要對抗暴政，但其實就是新崛起的嘴砲族。
何以認定只要上街頭就是公民的展現呢？
這些鼓動份子可能會拿Thoreau的「公民抗命」（Civil Disobedience）來為自己辯解，亦即人人都認可革命的權利，當政府的暴政或低效令人無法忍受時，人們有權拒絕向其效忠，並進行抵制。Thoreau確實提到：「一個由多數派決定所有事項的政府，是不可能建立在正義的基礎之上的，即使人們對此表示理解也辦不到。…我有權承擔的唯一義務是，不論何時都只做我認為是正義的事。」
不過，你們用Thoreau的論點來合理化自己的行為，顯然是斷章取義，甚至也陷他於不義。你們刻意忽略了Thoreau在文章一開頭就寫下的前提〞最好的政府是管理最少的政府〞；其次，他的鉅作《湖濱散記》（Walden）是主張人們要過沒有物質慾的簡單生活；再者，他當時不滿的是農奴政策。如果你們聲稱認同Thoreau，那麼當你們在濫用健保、騎U-Bike、享受各式津貼，同時要警消保護你安全時，享受了盡是政府的好處，其實就否定了Thoreau的前提，更不要談清貧的生活──這個不存在於大多數人字典裡的名詞。
即便Thoeau主張公民有抗命的權利，但事實上他很溫和，也不參與或發動任何群眾運動，當時他拒繳稅金的下場是入獄服刑。
Thoreau強烈反對農奴政策的理由，正如同他所言，每個人有良知的話，都應該反對限制他人的自由，這是一個普世價值，也無須爭辯。但你們現在拿反對農奴的抗命觀點，硬套在台灣這些街頭運動上，就有點牽強附會。
我們就來檢視近來這些受到矚目的抗爭好了。
樂生和大埔事件的是與非，因為不了解，我就無從評論，但從他們如影隨行的鬧場行為，甚至採取塗鴉潑水衝撞等激烈手段，基本上就悖離公民應有的理性，也濫用了自由。
至於，文林苑王家說有多麼可憐，卻曾經向建商獅子大開口要二億，這算是哪門子弱勢？華光社區的這些違建戶，長期竊佔了政府的土地，又有什麼資格要求安遷？關廠工人拿的是政府白紙黑字寫的借據，這也沒什麼好說，除非是找賭聖來搓搓看，有沒有辦法變成「代位求償」。
最近的洪仲丘事件，怎麼驗都死於中暑，是唯一可以確定的，而其他虐殺、他殺的用詞，大多是意氣用事的產物。我甚至可以大膽預測，被指為罪大惡極的魔頭們，可能都不構成刑責，最後被輕判或無罪的機率頗高。
再來看看這群新嘴砲族的其他論點，你們高喊「造反有理」，聲稱「多數欺負少數、少數不用服從多數」，但其實是邏輯不通。文林苑王家自稱是少數，結果請來了一堆不念書的學生，這下子其他同意戶反而變成了少數，是誰在欺負誰？家屬聲稱洪仲丘是被集體凌虐致死，結果號召一堆人圍剿這些軍官，現在又是什麼情形？更為諷刺的是，白衫軍吹噓有25萬人自發性齊聚凱道嗆聲，展現了公民的力量，那麼這25萬人是多數還是少數呢？從台灣總人口來說，這只不過是微不足道的百分之一。
說到這裡，我必須要強調，雖然批評這些荒腔走板的抗爭是打嘴砲，但我並不反對公民運動，甚至認為在推翻集權政治的過程中，其功不可沒。然而公民運動並不是隨便挑議題抄短線即可稱之，它只能處理限於違反民主的問題，應該追求的是公平的遊戲規則。
1995年轟動一時的野百合運動，就是我心目中群眾運動的典範，當年大學生們極力要求國會全面改選，廢除動員勘亂臨時停款，這些訴求和理由，不管是過去、現在，乃至於未來，都是真金不怕火煉。
至於，牽涉實質性的內容，以及複雜專業的問題，就需要透過反覆思辨，以及理性的討論。這些單一訴求，又只會呼口號，賣弄悲情和營造聲勢的公民運動，根本沒有能力面對，反而帶來更多後遺症，也讓社會付出一次又一次慘痛的代價。
隨便舉個例子就足以證明：比如反核四好了，一窩蜂出來說反對核四，等電價調漲，又說民怨沸騰，那你們是想怎樣？再提到洪仲丘案好了，這個真相你不要，那你想要什麼真相？永遠不相信，司法就全部辦你們洪家這件就好了，反覆辦重覆辦年年辦，宛如鬼打牆般永無止境。另外，很多司法判決的問題也是如此，網友單憑新聞資訊就大罵法官是恐龍是吃奶嘴的，最好你們都這麼正義？乾脆以後被告是生是死，就由網路投票民調，或被害家屬來決定就好，那還要律師和司法官來做什麼？
基本上來說，專業的問題應交由公聽會、辯論會，以及法律的訴訟來解決，因為決策者必須要周詳考慮各方意見，做出一個較可行的結論。你們不參與討論，也不保持理性，甚至連後果也不想承擔，有什麼資格談公民運動。
我極為欣賞的評論家范疇曾說到：「今天許多台灣人又想做公民，又想做老百姓，右手要自治，左手要照顧，腳踏兩條船，不夠正派。放眼望去，幾乎所有的政治、經濟、社會病情，都與這個深層次的文化個性有關。」
當大家不斷調侃馬英九的一言一行，罵他笨罵他軟弱時，也是在打嘴砲，完全沒有建設性。我就來請問各位：「2016誰會是救世主？賴清德？九把刀？南方朔？朱學恆？」面對民粹至上的台灣，其實誰來都一樣，下一任總統的民調不是開高走低就是開低走低。
以電視上那些名嘴為例好了，個個講了一口好球，但被延攬入閣之後呢？還活得好好的沒有幾個吧！忽然想到一位名嘴，曾經也是辯才無礙，結果進入政府單位服務之後，照樣被轟下台，現在他回到了媒體圈，評論時事又好像忘了曾經是個失敗的官員，無論如何，相信他對於打嘴砲的輕鬆自在，應該有很深刻的體悟。
我們應該要認清，打嘴砲容易但做事很難！去年美國總統大選期間，我看過一篇CNN報導，探討「為什麼美國總統候選人都說要和中國劃清界線，但選上之後卻又跑去中國？」原因就在於執政之後要考慮的因素更多也更複雜。
無庸置疑，在民主法治的國家，憲法賦予人民集會遊行的自由，但我仍不主張上街頭是個好方法，就算發生在歐美，我的看法也沒有改變。希臘的反撙節示威，只是一群人將國家財政的地下水抽乾了，卻不想過苦日子，然後呢？華爾街佔領運動，又想解決了什麼問題？難道你們從此要放棄資本主義嗎？
我反對街頭運動還有其他理由，因為通常其鬧事居多，也相當不環保（製造垃圾，加上瓦斯氣笛的噪音），甚至還容易脫序，衍生暴力。
民主是當年的知識分子為我們奮鬥爭取而來，當進入了文明的世界，理性就是基石，知識就是力量。方法有百百種，我選擇最溫和的一種，也靠著耐心和智慧去面對去解決，而你們只要製造動盪就該被嚴厲譴責。
好吧！也許我太沒說服力了，那麼既然抗議者這麼擁戴Thoreau的話，就該聽聽他的斥責：「我並不反對做善事，只是很好奇為何有人就老脫離不了顛沛窮厄的淵藪？是因為祖宗沒有積德嗎？還是我們施捨的不夠多？或者是說…他已很懂得『苦中作樂』，再怎激他就是『不改其志？』」
最殘酷的真相是，如果一個人好手好腳，智力又正常，根本就沒有資格稱自己是弱勢族群，你們只是太貪心、太懶惰、太情緒、也太不懂得知識的重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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